编辑|陈志艳、刘晶
01存在于所有轨道上的新逻辑。早上7点，李晓东兴奋地冲进办公室。在新加坡南部的一栋三层楼房里，身材魁梧的首席执行官用颤抖的手掌在一份代理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半小时前，他收到了一个等待太久的消息:他掌舵的游戏平台公司Garena拿下了《英雄联盟》在东南亚的代理权。这款现象级的游戏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流量和财富。
这是2010年5月的一天。32岁时，后来被视为东南亚“腾讯+阿里”商业创始人的李晓东开始迅速步入世界商业舞台的中央。
4年后，Garena成为新加坡第一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2015年，李晓东创办了电商平台Shopee，5年后做到了东南亚第一。2021年10月，两家公司的上市母公司SeaLimited的股价都涨到了363美元的峰值，总市值逼近2000亿美元。这一度让Sea成为亚洲第三大互联网公司，让东南亚的独角兽望尘莫及。
“新加坡首富”的名号由此诞生。根据2021年8月Sea的股价，李晓东的净资产达到210亿美元。
不过首富的祖籍其实是中国天津，距离狮城4000多公里。李晓东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中国生活到27岁。
但即使有这样的背景，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和投资者来说，Sea长期以来一直是一家脱离背景的公司。“当他在东南亚喊着要做‘腾讯+阿里’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人认识他，很难相信他能做到。”一位一线双币基金合伙人曾对《浪涌浪》表示。除了腾讯、凯旋创投、高要等机构外，国内大部分投资者不是错过了，而是根本不知道。
一方面原因是“太难了”。在之前的几波创业中，大部分创始人失去或惧怕国内互联网公司的竞争而将中国的玩法输出到海外，或继承传统外贸逻辑，用中国的劳动力红利赚取国外差价。结局往往是不能接受的，要么是小生意，要么是直接失败。
另一方面，资本圈对海外企业的忽视，也蕴含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隐形偏见，即一流的创业者必须在“杜兰尼花生”国内市场寻找机会，创造价值和影响力。对于在海外创业的中国人来说，在投资人眼里，没有足够的同行“抬轿子”作为回报，也不能为机构品牌增添一点亮色。
“海外市场的中国创始人很难有很大的个人成就感。”大约三四年前，不止一个投资者表达了对“巨浪”的类似观察。
裂缝出现在2020年。
人们惊讶地发现，SHEIN这个闻所未闻的购物应用在应用市场上击败了wish、沃尔玛等公司，与亚马逊分庭抗礼。收入连续多年增长超过100%，从6亿美元到100亿美元，仅用了4年时间。一时间，几乎所有一级市场分析师都开始研究SHEIN，这家由“80后山东草根”徐于2008年创立、总部位于南京的公司。
与此同时，李晓东的Shopee也在2020年全球购物应用总下载量排名中跑进了前三。一位驻新加波的美元基金投资者告诉《巨浪》，在近两年李晓东出席的公开活动中，很多人试图挤进去从寥寥数语中获取信息；其他人甚至试图跟踪Sea为其高管购买的三架公务机，以判断下一个扩张计划。
这两年，当你走在深圳的酒店里，在自助早餐期间遇到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投资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最疯狂的2020年，在有深圳“跨境大本营”之称的莆田，举办了一场跨境电商的行业大会。参与者的热情远远超出了组织者的想象。因为会场聚集的人太多，最后不得不求助警察强行终止会议。
在国内大部分综合性基金中，“出海”一直是一个边缘赛道，甚至根本没有这个赛道。但在2022年，几乎所有的美元VCS都已将出海视为最重要的方向之一。白资本今年开设了欧洲办事处，旨在投资欧洲市场的中国企业家，亲自操刀。
还有一个新的出海基金。2022年初，号称“只投跨境海”的投资机构SkylineVentures成立。创始人梁杰告诉《涌浪》:“跨界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赛道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确定性很高的赛道。”
02差距扩大投资圈的人都能给出目前出海热潮背后的几个原因，比如“国内移动互联网红利消失”、“toB、硬科技、医疗等热门赛道认知壁垒高”、“娱乐、教育、消费逐渐哑火”、“沉没几率降低”。但同时，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下海投资热潮的起点，直接关系到——Sky的两个s-SHEIN。
投资人往往不会因为一个公司的成功而承认自己对整个赛道的看好，但SHEIN的神话确实很有诱惑力。
2020年，动了上市念头的SHEIN第一次出现在国人眼中。那时，SHEIN已经和华为、联想、小米、字节跳动和DJI一起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品牌。今年4月，《巨浪》独家报道称，SHEIN目前的市场估值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放眼整个全球纺织服装领域，这个价位以上的公司只有三家:LVMH、爱马仕、耐克。
就在SHEIN成为第一家估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消费类公司时，半年之内，两家大型跨境电商接连倒闭:2021年6月，“a股跨境电商第一股”全球电商风暴，申请破产重整，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总部被供应商围攻；2022年2月，曾经“碾压”亚马逊中东站和Noon的电商平台JollyChic关闭网站，曾经失去SHEIN的海星一度陨落。
国内众多跨境电商中，为什么只有SHEIN跑了出来？
告别“小生意”思维，走向独立品牌站，是SHEIN要走的最关键的一步。对于大多数同行来说，“分销模式”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所谓“分销”，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平台大量上传产品。商品配送容易产生规模效应，但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库存成本。有券商研报显示，2016年以来跨境电商行业增速放缓，库存周转所需时间越来越长。另外，产品更新的迭代越来越快，导致库存产品快速贬值。这种情况下，谁存的货多，谁就亏的多。
成立于2007年的环球乐购于2014年登陆资本市场。如果有更充裕的资金和充足的时间，团队本可以加强对供应商的控制，提高竞争壁垒。由于服装行业大小不一，曾经有人向环球乐购提出“收货时每件衣服加1元”的建议，以争取大批供应商。但当时公司高层觉得没必要这么“硬”着自己的身价和规模。
当环球乐购沉浸在上市的喜悦中时，许却在广州番禺做死供应商，甚至提出“淘宝给多少我们就多给10块钱一件”的诱人条件，建立稳定合作的柔性供应链。这也为SHEIN摆脱早期发行，开始品牌模式奠定了基础。
"是全球乐购给了SHEIN供应链的机会."曾经有一位业内人士如此感慨。
另一方面，与外贸行业密切相关的海外市场，可能是中国最长但最容易被忽视的商业领域。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廉价劳动力叠加了供应链的优势。但某种程度上，这种优势容易让公司在海外市场快速获利，陷入套利思维。这也成为跨界领域的创业者难以更进一步的重要原因。
在梁杰决定创办SkylineVentures之前，他参观了广州的一家跨境服装和洗涤厂。晚上9点，老板们的家人还在厂里，孩子在厂里写作业。一家水洗厂的老板告诉梁杰，他每天值班到凌晨1点。“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下海的企业家太有冲劲了，但是不够有野心。”
在SHEIN创立之初，许就像很多同行一样看中了婚纱这个品类。国内外婚纱的价格差异对海外消费者来说是不小的惊喜。一时间卖家蜂拥而至，2008年前后，涌现出兰亭集势、踏浪者等一批行业龙头。当时甚至衍生出一种简单粗暴的定价方式，直接把国内的人民币价格换成美元，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2013年6月，兰亭集势在美股IPO。就在对方沉浸在“跨境电商第一股”的喜悦中时，许悄然变轨，告别了跨境倾销的野蛮之路，不做一次性生意。相反，他将品牌输出到海外。很快，兰亭集势尝到了停滞的苦果。因为不是刚需的婚纱不仅受季节影响，一直在用“便宜”的客户扩大销量，始终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壁垒和用户群体。再加上全球速卖通和亚马逊的双重拦截，兰亭集势本身转型就很艰难，上市成了亏损的开始。
另一个反方向的成功案例是安科创新，年销售额100亿，被称为“国货之光”。在众多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公司中，毕业于北京大学、来自谷歌的工程师孟洋创建了一家罕见的拥有自主开发产品的“品牌”公司。而不是走常见的“贴牌”外贸路线，不断扩大品牌矩阵。孟洋曾透露，安科创新在品牌扩张上的标杆公司是:消费巨头宝洁。
一位在某总公司看到大海走向的投资人告诉《汹涌澎湃》:“以前一个中国人说要去欧美创立一个品牌，很难让人相信那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信赖的品牌，只能以性价比的价格卖货。但现在，新一代创始人做产品矩阵的意识很强，对文化、审美甚至历史传承都有了比较完整的思考。”
除了看得更远，更有野心，在更深层次上，从15年前的“兰亭式”外贸电商，到以SHEIN为代表的跨境电商，还有一个人们常常忽略的重要变量:中国在出海领域的缔造者们，在“中国优势”的基础上，开始更多地了解“海外市场”。
充分了解当地市场并不容易。孟洋曾经说过，下海的创业者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人群，做出适合人群的产品。"如果你幸运的话，这种产品可能是通用的——但这通常是不容易或不正常的."
2013年，兰亭集势上市两个多月后，被美国三家律师事务所起诉，指控其上市时发布误导性信息，人为抬高市场价格。昆仑万伟出海十余年，足迹遍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昆仑万伟创始人周亚辉一直试图在智能手机普及率不到50%的非洲创建一个支付宝。虽然这是一个极其稀缺的东西，但昆仑万伟CEO韩方也告诉《巨浪》，这个东西在当地出乎意料的难，“需要耐心和时间”。
SHEIN，欧美的目标，成立之初就下了很大功夫。2021年，商业观察家蔡羽在分析SHEIN成功的原因时提到，该公司做的最正确的事情是“抓住了商业历史演变中的一个小裂缝——西方中产阶级消费的下降趋势”
申早期合伙人曾向媒体回忆与许的一次聊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基于对目标市场客户的洞察，SHEIN的模式被敲定——为经济崩溃的西方中产阶级提供更便宜的衣服。
同样，在创业初期，李晓东花了大部分时间研究东南亚市场。他发现当地网络基础设施薄弱，小区宽带普及率极低，玩家接触大型游戏最多的地方是网吧。在摸清了潜在用户的行为习惯后，李晓东构建了强大的“网吧推军”，最终形成了遍布东南亚的7万个节点的网络，带来了顺风车的渗透率——而这也是Garena取胜的关键一招。
曾宇已经在越南呆了将近20年，他在越南有400多家茶叶店，收入达2500万美元。在成立这个叫TocoToco的茶叶品牌之前，他就决定创业，他想把中国的衣食住行的机会复制到当地。比如做当时国内兴起的手机软件，或者炒房，甚至开发电动摩托车。后来他把创业的出发点改成了:突出越南特色，服务越南一亿人口，Toco就这样诞生了。
在雇佣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团队后，TocoToco现在99.9%的越南本地团队，在中国只剩下一个人，曾宇。在跳槽文化盛行的越南，TocoToco的很多商业行为被流动的越南员工带到了更多的当地企业。这个立足中国的茶叶品牌，已经成为越南连锁经营的“黄埔军校”。
2015年，美国最大的渔具展ICAST将最佳产品奖授予了一个名为“卡斯丁的卡斯特金”的品牌。负责颁奖的是美国钓鱼协会的几位白发苍苍、60多岁的美国老人，而上台领奖的，却是一位27岁的中国小伙——崔。
时至今日，很多使用“Cusdin KastKing”渔具的用户并不知道这是一家中国人创办的帆船公司。有的死忠粉丝在身上纹logo，有的拿着渔具拍婚纱照回家用大相框装裱。这在饱和的美国渔具市场并不容易。崔告诉《浪潮》，从2013年创业的第一天起，他就决定要把本地化做到极致。他雇佣美国当地员工做营销，先建立品牌调性，再接入中国人更擅长的电商模式和社群运营。
“电商是放大品牌的放大器。”崔说，“我希望Cusdin KastKing通过它的功能、价格、表情让美国用户接受。它将有一个品牌标签，而不是国家标签。”
03寻找中国创始人2021年1月，美国上演了一场“散户对卖空者”的史诗般战役。散户纷纷集会，将濒临退市的美国实体游戏零售商GameStop的股票在一个月内抬高了40倍，令华尔街许多大做空机构损失惨重。
这件事让中国互联网经纪公司Webull迅速走红。当时在美国，包括Robinhood在内的很多券商在多空大战中途关闭了关键股票的交易，直接导致很多散户涌入Webull，Webull并没有关闭交易。Webull的平均新增用户数在7天内激增15.48%，迅速跃升为美国第二大互联网券商。
后来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其实是一家位于中国长沙的公司。曾先后供职于阿里、恒丰银行和小米金融的创始人王安全也来自中国。
一匹突然出现的“黑马”鼓舞了华尔街，几乎所有主要的国际基金都立即出动“寻找Webull的创始人”。但事实上，韦布尔根本不是华尔街的新人。由于主要从事海外证券经纪业务，王安全在2016年3月成立之初就开始计划出海。短短178天，威布尔获得美国FINRA颁发的证券经纪牌照，成功入驻华尔街44号。
Webull的融资经历多少可以反映出中国离岸公司长期面临的资金困境:一方面，由于创业初期商业模式尚未贯穿、国内主流投资机构对离岸轨道长期模糊不清，融资困难；另一方面，远离国际主流企业家圈子，被国际资本忽视。
中国的这些创始人就像海内外资本世界的“弃儿”，生活在一个局促的夹缝里。“无法接近国际主流资本，前期也难以获得更多本土资本的真正信任，仿佛一直处于世界的真空地带。”一位投资人说。
中国最大的社交公司城创始人刘2014年第一次去硅谷，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国。也是在那一年，创业的第五年，他获得了第一笔机构投资。只做海外市场的决定让他遭受了很多质疑和白眼。没有交情的人甚至嘲笑他的奇葩，搞歪门邪道。一个没出过国的“土鳖”想做全球生意。
即使是有一定本土背景的华人在硅谷创办的公司，这样的困境依然存在。2017年5月Weee！创始人LarryLiu在上海一家便利店的楼梯上摔断了三根骨头。最后一刻，他刚刚被一个国内投资者拒绝了。
在之前的三个月里，因为公司财务问题，他已经连续会见了40多个投资人，在美国东西海岸之间，他都没能找到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国内投资机构身上，还是徒劳。Weee！三位创始人不得不放弃用中国人头模式做生鲜电商的策略，改成更容易理解的一站式平台，把所有积蓄都投入公司，才设法拿到投资人提供的少量过渡款。
2015年6月，Shopee出生，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退休基金的投资者来到李晓东的新加坡办公室。敲定投资后，投资者仍然担心李晓东是否会亏钱。他问:“你确定不会搞砸？这是加拿大教师来之不易的养老钱。”李晓东回答说:“别担心，我们亚洲人不会让老师失望的。”
“在许多情况下，国际资本会对中国独特的商业模式保持警惕。一方面，他们很难理解。另一方面，他们很难相信中国人能在全球市场上做出这些创新，尤其是对消费者来说。”有投资者分析“暗流涌动”。此外，从文化亲和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创业群体确实存在与西方投资人的情感疏离。
这两年，这种情况已经悄然改变。成立9年来，“Cusdin KastKing”仅在2017年获得了安科的一笔创新投资，但在2021年启动A轮融资时，其主动找到的资本金额却出乎意料。“中国到处都是主流的VCS，国外也有几家大型基金。”崔在见过他们四个人后只选择了一个。
长期活跃在硅谷的郭为，最直接感受到国际资本的变化。“今天，如果这里的投资者听说一位中国企业家正在制作美国版的拼多多，或者饥不择食，他们会非常兴奋。”而且持这种态度的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元化。UpHonestCapital投资了早期生鲜电商项目GrubMarket。最近有俄罗斯和以色列的资本来找郭为，希望他能卖掉自己的老股份，引进创始人。
为了系统地发现潜在的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新组织的代表，梁杰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确保资源和效率在海上主赛道的创业阶段得到足够的集中？
“首先，我们会系统研究跨界领域的主要机会在哪里，在创业阶段可以抓住的机会在哪里。从时光机的角度来看，世界不同地区的数字化发展进程有很大差异。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发达国家做供给，新兴市场做基础设施’。然后具体到商品端，渠道品牌，产品品牌，哪些品类值得做，会重点研究和对比讨论。其次，作为一个小组织，它既是领域领导者，又是决策者，这将使我们在本地获得效率优势。”梁杰说。
就连在出海领域扎根多年的马小宇也承认，这个赛道“太分散”，不是一个行业，更像是企业的选择。“一个中国VC要研究所有国家的市场，研究世界上赛道的每一个细分领域，然后找中国的企业家去投资。投入和产出的逻辑很难成立。”他告诉《巨浪》，“要真正拥有优势，投资机构还是要对具体赛道本身有足够的了解。这时候如果有中国队在这个方向有优势，就会自下而上的结合起来做出判断。”
Hedosophia是欧洲最大的科技基金之一，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欧洲和美国，但两年前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其在中国的合伙人段奕礼告诉我们，Hedosophia在中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寻找对全球化感兴趣的中国企业家。
“一个新的科技方向出来了。其他的看国内市场，哪个团队最好。我们主动去了解哪个团队更适合国际市场。”Hedosophia在中国的总部独立于IC，由更了解中国创始人的中国团队为当地项目做投资决策。同时，作为一个全球化基金，Hedosophia在东南亚、欧洲和拉丁美洲都有本地化团队，为具有全球视野的美国创业者提供最大的支持。
国际资本的转型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Zoom和Weee！wish、Doordash等成功案例，让早期投资人和一些中后期的全球基金赚到了钱。但一些更敏锐的投资者观察到了中国企业家在全球市场上的“核心变化”。
白资本第一次认真看海，大概是在2015年。团队初步定义了一个主题————chinasedglobalcompany，即中国创业者向海外输出自己的供应链优势和商业模式经验。但在过去的两年里，白资本改变了它的主题，以中国为基础的国际公司，这是指中国企业家到当地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以找到一个人。
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过去，前者是一个模糊的、统一的、同质的概念，“只要走出国门，就是全球性的。”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后者需要更准确的战略选择和定位:何去何从，与谁合作，搞清楚自己产品的定位，以及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远友近攻，团结连横。
在Hedosophia中国合伙人段奕礼看来，很多海外企业之前并没有从战略层面把全球化放在最优先的位置，都是先做国内业务，顺便做国际业务。“我们渴望中国企业家更早地在国际上定义新的商业模式。”
多年前，有投资人第一次见美团王兴，谈了六个小时。两人的交谈话题只有一个:未来如何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就算王兴有“无限游戏”的伟大创意，但当时国内市场足够巨大，即使是一流的创业者也只能优先考虑当地。
对此，昆仑万伟CEO韩方认为，第一批互联网人才是生活在绿洲里的，绿洲是人口红利带来的。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才出海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第二，在非洲、中东、拉美等地区，全球互联网会持续有信息红利，这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是一个特别大的出海机会。
最近两年，看了几年跨界海归的龙宇发现，随着国内竞争形势的变化，各种红利都消失了，海归变成了一种“极其自然的外溢”。她认为，未来十年，中国有两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挑战的优势:供应链和工程师。
“以前最优秀的创始人都在国内市场忙碌，现在越来越多的创业者走向海外。新一代中国创始人根本不打海外市场，会越来越多地管理国际员工。”
如果非要总结此时中国新一代创始人的特点，可以说他们是一群从创业之初就具有全球思维，思考全球配置的创始人。不怕在海外市场组建本地团队，与中国互联网圈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这群人深刻理解“中国人在海外最擅长什么？”以及“如何领先全世界的创业者一步？”
黄镇于2017年离开阿里，在中东创办物流公司iMile，专注于解决中东地区电商物流的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IMile服务的是以SHEIN为代表的中国跨境电商，一半是本地客户。有一次她去墨西哥开拓市场，想邀请一个曾在亚马逊工作过的当地人加入。一开始对方对她不屑一顾，直到她拿出一个中国电子商务软件的演示，对方才大吃一惊。"这项技术的应用水平超过了我们3-5年."不久后，他迅速加入iMile，成为一名墨西哥高管。
企业家石曾提出“微笑曲线”的概念，即产业链中的价值呈U型:R&D与技术(左)、组装制造(中)、品牌与市场(右)，两边的价值明显高于中间。
如果说中国早期出海的企业都集中在中段，那么向两边发展就是现在和未来。以SHEIN为代表的DTC品牌位于一边，以声网Agora为代表的科技公司位于另一边。
梁杰认为，公司向海外出口“浅产品”的上限是有限的。浅货的核心竞争力是基于劳动力和供应链。以SHEIN、抖音、Shopee为代表的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数字基础设施等“深度商品”的出口核心竞争力，在于中国的数字优势，背后是工程师红利。
不过，在杨楼看来，虽然中国的创始人可以从中国市场的一系列跨国优势中获益，比如知乎、工程师、供应链等。，在融资方面，中国的资本走出去处于起步阶段，真正熟悉海外投资的机构只有少数。
现在，将中国模式复制到海外新兴市场的“时光机效应”已经失效。高蓉资本投资合伙人、前Aauto Quicker首席增长官刘新华建议，“创业者需要从出海的思维转变为全球化的思维，这是过去三年出海底部的一个重要逻辑变化。”
04逆水行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新商业文明更多地聚焦于中国，不仅因为它拥有最广阔的市场，还因为——至少从结果来看，竞争环境、产品更新甚至消费者对创新的敏感程度，都让这片土地成为创业者磨炼自己的最佳场所。在中国，注定要自己创业的人，比其他地区的人受到的磨练要密集得多。他们必须更早地发明和改进新的商业模式，并在激烈的竞争中举一反三。
所以，2015年，人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看到了新经济的创业者主动出海。比如到进入印度和东南亚的UCNews、NewsDog等新闻聚合工具，再到泰国，阿里投入了巨额的Lazada。
不难发现这些企业的共性:中国新兴商业模式向落后土地的大迁徙。
当时中国正在经历移动互联网创业的最后一次狂欢，那一代创业者最擅长的商业模式创新遇到了逐渐饱和的市场空间和不断减少的人口红利。于是，就像孙正义提出的“时光机理论”一样，寻找一个中国模式可以落地的新市场，把未来带到过去，成为那些下海的创业者和投资人的新选择。
所以，2015年前后的出海浪潮，与其说是国内企业家眼界的进化，不如说更像是时代套利思维下的一次大飞跃。但近年来，新一代中国创业者已经出现。曾经被我们视为“先进”的北美和欧洲，从第一天开始就成了这群创业者的目标。
诞生于上海，自成立以来一直试水北美市场。2017年被抖音收购后，成为后者横扫欧美的利剑。成立于美国的Aventon是最早看到两轮车电气化趋势的公司之一。其创始人张兼维出生于浙江永康，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开发电动自行车。一加手机前联合创始人于佩于2020年在英国伦敦创立了一家新的消费科技公司NOTHING。他要把中国最优秀的工程师和供应链与欧美最优秀的工业设计和品牌营销融合在一起，“不断创造标志性的科技产品”。
更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中国人擅长的商业模式创新之外，一个真正的“技术导向型”企业也逐渐出现。
比如Agora，一个被称为“第一个出海的科技”的音网。它的创始人赵斌是祖姆·郑源的老同事。Agora成立时，赵斌在上海和硅谷设立了两个总部，目标是“成为世界级的科技企业”。目前服务的公司有:美国最大的第三方播客平台Castbox，美国最大的婚恋社交平台TheMeetGroup，日本二次元音频社区LisPon，印度最大的即时通讯应用Hike。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已达到GDP的34%。有机构预测，10年后这一比例将超过50%。按照网易丁磊的说法:30%，可以打本地；要做到50%，就要争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一代中国创业者走出国门是不可避免的。和他们的前辈不同，这群人的本质是中国的商业生态，或者说是中国企业家能力的溢出。如今，中国几乎没有一家公司不渴望成为一家全球性公司。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工程师红利的中心，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的中心。人们很容易从这位中国的缔造者在出海领域找到一种自信的表达。
海外最成功的企业之一DJI的创始人王涛曾说:“在我们父辈的时代，中国一直缺乏能打动世界的产品，中国制造一直无法摆脱靠性价比优势获得市场的局面。这个时代的企业成功，应该有不同的理念和价值观。当25岁的崔决定在库斯丁创办卡斯特金时，他喊出了这样一个口号:中国人应该拥有自己的世界级品牌。
这种表达充满了自豪和勇气，但也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加入了现在的时代背景。2018年，以色列调查记者纳达夫·埃亚尔(Nadaf Eyal)撰写了一部非虚构作品《逆流的时代》(The Age of counterflow)，探讨了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二战后曾经建立的“共识”已经一去不复返，在世界许多地方，质疑全球化的情绪已经出现。
如果你相信“威胁”，它自然会建造城市和堡垒；如果你相信“理想”，你就可以迈出一步，踏上一个平坦的世界。对于今天的中国新一代创始人来说，全世界的消费者和时代所期待的是，他们能够继续抛开复制和迁移的想法，创造出自然全球化的新企业。
出海永远不应该是一个赛道，一个行业，一个地区。就像我们从来不把乔布斯或者马斯克定义为USfounder一样，去哪个市场，从什么开始，只和创始人的野心、眼光、能力有关。
1405年，明朝航海家郑和开启了他的海上环球航海时代。与80多年后出发的哥伦布相比，他有200多艘船，4倍多的排水量。但后来，是曾经落后的西方控制了海洋。
今年4月，很久没有回国的郭为，傍晚路过硅谷最繁忙的101高速公路。偶尔抬头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告牌。这两家公司密密麻麻贴满了招聘启事，他们的飞行员都来自中国——不，他们都是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