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上海为创作背景，呈现这个城市空间环境中的历史情境和人员变迁。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经历了并且仍在经历着城市空间的不断重组，这种重组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鲜明的空间意识和景观意象。这种空间意识可以作为解读海派小说，探索其中的城市和人的一种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经历了新的城市规划，城市的空间性质被重新定义。如今，在经历了高速发展的上海，不断刷新天空和人们视线的城市建设，构建了新的城市面貌和空间，塑造了新的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模式。包含了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和人在城市变迁中留下的痕迹。
在这里，人们阅读这座城市，书写他们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似乎每个作家都有专属的城市地图和个性化的时空记忆，而这些城市书写又能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形式》一文中说:“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形式中，空间和时间符号被整合成一个公认的具体整体。时间在这里被浓缩和凝结，成为艺术中可以看到的东西；空间往往是紧张的，并涉及到时间，情节和历史的运动。时间的符号应该显示在空间中，空间应该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不同符号的融合，就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
中心与边缘的空间意识
海派小说鲜明的空间意识首先表现在人物外貌的空间标识上，这是人物身份、地位、经济状况的直接表征。在上海城市发展的早期过程中，中心与外围的空间关系逐渐形成。闹市区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意义，更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比如曾经流行的“上角”“下角”的空间价值标准；比如，即使都在中心区，一条窄巷子和高档公寓、花园洋房还是有天壤之别。
在海派文学作品中，因地理位置不同，不同人物“交代”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和金雨城的《花儿》，对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城市地理位置和生存空间都有详细的描述。《长恨歌》中的王启尧，典型的弄堂女儿，一生从弄堂到爱丽丝公寓、吴桥、回到平安；长脚，生活在70年代上海西南角某处的一个作坊里。看《花儿》里的胡绳，先是住在茂名路的房子里，后搬到石门路Ladd公寓；小猫一家住在上海西大钟楼巷三楼。有趣的是，小说中的一些次要人物没有名字，直接用地名和职业来称呼。梅蕊的丈夫是四川北路人， 而阿宝的小叔叔是虹口户籍民警。在程乃山的青瓦台里，钢铁大王的孙子顾传辉热切地向往着青瓦台。对他来说，高档的家具、装饰艺术、水电设备都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他甚至讨厌父母离家后辛辛苦苦经营的石库门胡同家园。
空间认同是塑造人物的有效方式，也是解释其行为动机的重要依据。因此，王启尧对《长恨歌》中爱丽丝公寓的向往是有其原因的。败家子脚杀心有几个原因。毕竟他白天出入高档场所，晚上的家“就像一只在坟墓间穿行的虫子”。此外，人物空间的位置变化也成为一些文学作品中反映人物命运和境遇变化的重要方面。王启尧的一生从胡同到胡同，最后又回到胡同，是他跌宕起伏的道路。这些具体的城市空间的转换，几乎成了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外在注解。
私人和公共空间意识
私人空间承载着人们深刻的个体记忆，这些记忆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如巴赫金所谓的“艺术时空体”。
王启尧从吴桥回到上海的平安，租住的房间凌乱不堪，但都勾起了她的弄堂记忆:油烟和泔水的味道，其实是上海核心里的味道；桂花粥的清香，是老相识；窗帘也是旧的，遮住了熟悉的夜。在《花儿》中，“阿宝十岁，她的邻居贝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楼爬上楼顶，瓦片暖暖的，半个卢湾区都在他们眼里...这是阿宝永远的记忆。”这段令人难忘的文字创造了一个时空之梦。暖瓦看似触手可及，实则物是人非。借用空间诗学的表述，所有的藏身之处，所有的卧室，都具有同样的梦的价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里弄曾经是上海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弄堂结构严密，空间狭小，不容易区分房子的私人空间和邻居之间的公共空间，不仅产生了互助的邻里关系，还产生了偷听、偷窥、传播父母短信的恶习。由生存空间引发的个人、家庭、邻里等社会关系的戏剧性冲突，可以说是海派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文学作品中，空间不再是背景，而是小说的结构因素，因为空间产生了人物和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王成智的小说《李同合》被评价为“一部花后重现的弄堂小说”。一条小巷，一对父子，几户人家...小人物写了一个60年代上海弄堂的故事。在他们的弄堂生活中，当国王的孩子们的“大耳朵”被他父亲的鞋匠的鞋楦敲在头上时，隔壁的长毛头和妹妹开始数数。徐策的小说《魔都》以苏州河边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公寓”的滨江楼为故事的叙事场景。写的是女主角焦莉在丈夫死后拒绝姐夫祖红的爱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邻居的眼光。“在长长的过道上，船舱里一家家排着队，家家户户的门都大开着， 仿佛无数双眼睛如箭般飞来。”因此，两人的第一次约会选择了离家很远的西郊公园。公共社交空间给了他们释放压抑情绪的机会。
城市的公共空间承载了更多人的集体记忆。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规划决定了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景观，一代人对城市空间和趋势有着集体记忆。比如《长恨歌》中王启尧的上海滩和十里羊场，在女儿薇薇的时代早已消逝。电车的声音消失了，路上的铁轨被拆掉了，南京路上的楠木地砖变成了水泥...城市景观的这些变化也与两代人的变化不谋而合。时代已经不属于王启尧的“上海小姐”时代，女儿薇薇在追逐这个时代的潮流，觉得生逢其时。
城市与人之间的变化，用花来直观的表达。即以插图的形式记录了作者记忆中城市空间的变迁:国泰电影院的椅子设计、锦江饭店一角40年来的变迁图、淮海路上的国有旧货商店、70年代的湖西工厂图...这些城市公共空间在小说中以有温度的形式再现给读者。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这些源源不断的记忆潮汐，并随着它们一起膨胀...但是，城市不会揭露它的过去，只会像手印一样隐藏。写在街角，窗格护栏，楼梯扶手，闪电天线，旗杆上。每一个标记都是被划、锯、凿、刻的。
变化与静止的空间意识
城市空间的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相当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表达了城市空间的快速变化给人们带来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作家唐颖的三部小说《双城系列》、《阿尔菲街的女孩》、《初夜》、《另一座城》中，故事背景主要是她长大的街区——南昌路。《阿飞街上的女孩》中，小说人物肖永红就住在阿飞街尾与直路相交的拐角处。在一次大规模的市政拆迁施工中，她家的旧址上迅速竖起了一座著名的购物大厦，地下室变成了地铁站。“那时候泰迪街所有小街一楼的人都变成了商店，拐角处高楼林立，车辆川流不息，大卡车野蛮地呼啸着。正如海明威所描述的，那里只有树桩， 枯萎的树梢和树枝留在了曾经是森林的地方。你回不去了，他童年的故乡已经不存在了，他不属于任何地方。“随着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改造和拆迁，人们需要不断地重新认识城市。
《花儿》的开头特别精彩，几笔营造了六八十年代两个时空。“头伸出老虎窗，到了晚上，屋顶叠在一起。‘本谭’的哭声很美，霓虹闪烁，美的东西变成珍珠，软软红红的，花如海。六十年代的广播...风中有一丝苏州河的湿气...对面有新房客，窗户上挂着小衣服……”“在八十年代，上海人很聪明，他们开了一家小餐馆，挖地三尺，给商店加了一层楼，还扩建了阁楼...进贤路也一样，进店不方便抬头，几条玉腿或者丰子恺所说的‘肉腿’高高挂着...
小说中的静态时空多是象征性的，多在人物的心理空间层面。王启尧对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商业复兴景观有自己的评价，但她也发现了一成不变的城市氛围。在去红房子西餐厅的路上，“这条茂名路也是打铁的时候，两边的梧桐树几乎可以携手。虽然法式建筑历经沧桑，但其初衷并未改变...这条路真的是永恒的上海之心，那天的光也是上海之心...这个角落可以说是这个城市最浪漫的，在这里打破浪漫，积累片段。”王启尧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审美体验和生活方式。作为城市历史的见证者，“上海小姐”的传奇主角， 她念念不忘的时空，其实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上海的城市成长是蓬勃的，上海的城市空间仍在重组。空间意识可以作为解读海派小说的一种方法。正如卡尔维诺所说，“我可以告诉你街道的高低起伏有多少级台阶，拱廊的弧度有多少度，屋顶上覆盖着什么样的锌片；但是，这其实相当于什么都没告诉你。组成这座城市的不是这些，而是她的空间面积和历史事件的关系。”
胡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