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自2013年挂牌以来，四年间“负面清单”中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和禁止措施由190项减少到95项，新注册企业达到4.8万家，月均注册企业数是挂牌前的5倍。
文/《环球》杂志记者胡海鑫报道
“这将是另一个令人兴奋的实验...这个前瞻性项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经济学人》杂志是在得知中国将建立首个自由贸易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时发表此番评论的。
“激动人心的实验”刺激着国内外企业和企业家的神经。很多城市甚至率先组织企业家包车到新挂牌的上海自贸区学习政策，寻找商机。
四年过去了，现在，企业和创业者都还好吗？他们是否认可自贸区的实验价值，找到区外没有的商机，有信心涉过改革的深水区？
“负面清单”下的企业分红
自贸区有一个惊人的“负相关”——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减少，区内新增企业呈几何级数增长。就上海自贸区而言，自2013年挂牌以来，四年间“负面清单”中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和禁止措施从190项减少到95项，新注册企业达到4.8万家，平均注册企业数量是挂牌前的5倍。
上海融资租赁企业的几何式增长尤为典型。从2011年的仅82家，激增至2016年底的2089家，增长超过24倍，其中外资融资租赁企业2064家。自贸区陆家嘴片区融资租赁资产总量约占上海一半。
鑫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56.8亿元，位于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片区。是国内唯一专注于集成电路行业的融资租赁机构。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的上海自贸区，“自由即无禁止的自由”，不仅为鑫鑫租赁的成立扫清了障碍，也让其在诸多与海外有关联的业务中“先行先试”。
新新公司副总裁袁表示:“新新租赁充分享受了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改革红利，在突破注册资本额度、设立境外子公司、境内并购等方面效率显著提升。”
深圳自贸区前海片区在新型金融服务绩效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前海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8月底，前海蛇口片区注册金融企业57670家，其中持牌金融机构213家。商业保理和融资租赁业务规模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三，成为全国最大的新型金融和准金融机构聚集地。
香港富道(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目前专注于航空、医疗器械、节能环保等领域。“以前融资租赁行业的准入门槛比较高。自贸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后，前海融资租赁市场发展很好。据我所知，市场规模从一开始只有几千亿，现在已经发展到五六万亿，未来还有扩大的趋势。”该公司总经理石磊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自贸区实施“负面清单”后，投资领域扩大了，一些企业也根据自身业务进行了调整。“今年6月，集团新成立了一家以水上嘉年华为主的娱乐公司，8月正式开业。”广州南沙大酒店财务总监田坤说。
“可以说，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酒店业准入门槛调整过程的见证者和见证者。”据田坤介绍，广州南沙大酒店是由香港霍英东集团投资兴建的五星级酒店。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当时实行的是《外商投资产业目录》，1998年1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该目录，酒店属于外商限制投资行业。像南沙大酒店这样的高端娱乐设施是不允许外商独资的。但如果公司注册资本超过一定数额，需要市政管理部门批准。整个过程很漫长。
“自贸区‘负面清单’出台后，审批权限下放，南沙(自贸区)就可以审批了。集团抓住这一机遇，及时增加了注册资本。去年12月，公司增资至9.8亿港元。只用了三天就拿到了银行的增资收据。”田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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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和自贸区的工作人员打交道后，感觉他们很务实，不摆架子，主动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和以前大不一样。”深圳湾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来自香港的叶家林说。
2015年4月20日，继上海之后，国务院批准设立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区。一些港资企业看到了巨大的商机，纷纷北上。截至2017年8月，广东自贸区南沙、前海蛇口、横琴三个片区累计吸引港资企业4729家。
深圳湾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游艇的香港公司，2015年入驻前海自贸区。“随着内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对生活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追求。游艇作为高端水上休闲项目，受到越来越多内地消费者的青睐。公司看中了这个趋势，下定决心来前海发展。”叶家林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游艇项目对于自贸区管理部门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正因为如此，叶家林不确定公司能否顺利落户前海。“我记得我举报游艇项目后不久，前海管理局的相关领导很快就来公司了解情况。游艇是一个涉及海关、边检、公安、边防、交通的行业。如果按照以前的公司注册流程，我们很难顺利落户前海。”叶家林告诉记者，经过对项目可行性的认真了解和分析，并参考其他部门的意见，管理局最终决定批准深圳湾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落户前海。
同时，前海管理局还协助公司联系海关，帮助游艇顺利通关，进入前海保税仓库。据悉，将游艇作为水上保税仓库的项目，在深圳海关的业务记录中并不多见。
对于这种变化，卓志物流CEO李金玲也有同感。“我们公司在南沙的主营业务是跨境电商，和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打交道比较多。以前每逢重大节日，公司的物流压力都非常大，比如‘双十一’，一天就有几百万的订单。有时候遇到节假日或者周末，海关人手不够，货物往往不能及时通关。公司入驻自贸区后，每逢大型节日平台推广，海关都会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通关效率比以前高了很多。”
利用总部政策
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与AVIC成立了平面合资企业——昂际航电，其全球总部落户上海。“借助自贸区的区位和政策优势，GE近年来实现了更快的转型和更大的发展。比如昂基航电已经成为国产大飞机C919的新一代航电系统供应商。”通用电气中国R&D中心董事长戴颖说。
GE中国科技园位于上海浦东张江，是GE两大总部(GE中国总部和GE中国R&D总部)和GE全球亚太中心所在地。通用电气全球高级副总裁、通用电气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英告诉《环球》杂志，总部政策的便利性是通用电气在与上海自贸区碰撞的过程中最先打动他的。
“从人才引进、财税政策等方面。，总部型企业按照自贸区总部经济相关政策，根据企业能级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大大提高了企业效率。”段小英表示，GE亚太运营中心和数字化创新工场能在几个月内成功上线，并在过去两到三年内取得快速发展，与自贸区的总部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为浦东新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自贸区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创新，为浦东总部经济发展营造了更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段小英表示，这样的商业环境为企业聚集了大量的高端人才，这对GE来说非常重要。“亚太运营中心现在服务于亚太地区17个国家，聚集了亚太地区13个国家的人才，面对GE的9大业务群，拥有60多个全球顶尖实验室，聚集了5000多名员工，其中包括1000多名科学家和R&D人员。”
原陆家嘴集团总经理杨晓明曾分享过一个小故事，证明自贸区吸引人才的魅力:浙江舟山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想招聘一些优秀的青年人才，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这家企业在陆家嘴注册了一家公司，招人的时候特别注明:“本人在陆家嘴工作，但需要经常去舟山出差”。于是，就聚集了很多申请人。
对于今年在上海自贸区新设地区总部的法国体育用品零售商迪卡侬来说，自贸区“是最特殊的总部政策”。
“根据企业订单的不同，有几种不同的配套政策，比如大型企业总部、R&D总部、创新总部等。从高到低都有匹配的(政策)。”迪卡侬大中华区副总裁王婷婷告诉《环球》杂志。
“浦东有一个专门为跨国公司服务的服务中心。就在浦东新区商务委，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与企业对接。企业涉及的很多问题都有专人提供一对一的服务。比如在中国工作的外籍员工的工作签证，以前是逐年办理，现在像迪卡侬总部的外籍员工可以一次性成功申请3到5年的工作签证。”王婷婷说，“外国人遇到特别紧急的事务，需要在中国办理或开展业务时，可以享受口岸签注政策；外国人还可以享受自贸区的‘绿色医疗’，大大节省了就医的时间和精力。”
“政府会有新的政策来匹配对新成立企业的激励，对企业节能减排的激励，甚至企业收入的新水平。政府会主动观察自贸区的企业。他们掌握着排名和数据。如果你真的在政策范围内，他们会主动找到你，告诉你有什么新政策可以享受。”
现在和迪卡侬一样，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种政策讲解活动。“比如针对总部型企业，今年FTZ根据企业不同层次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但企业很难理解。上海市商务委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做了一整套幻灯片，几乎是政策幻灯片，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给一个红头文件，让我们慢慢咀嚼。这个政策解读会原定50人，因为大家报名踊跃，最后来了近80人。”
远东洪欣副总裁尚冰告诉《环球》杂志，远东洪欣在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和上海自贸区都有布局，目前正在与深圳前海自贸区洽谈落户事宜。“上海自贸区提出建设三个中心，涉及金融、贸易、航运。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远东洪欣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金融综合服务。”尚冰说。
尚冰曾在商务部工作。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谈到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人们往往热衷于谈论财政、税收、土地等一系列有形的政策资源。事实上，从更高的层面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更加无形和灵活的商业环境和氛围是企业发展非常有力的支撑，体现了政府、政策、市场、资源和氛围。
企业眼中的未来自由贸易区
什么是自由贸易区？是国家的试验田，不是地方的地块；是制度创新高地，不是优惠政策洼地；这是苗圃，不是盆景。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企业，对FTZ的共识已经通过多年的开拓和检验逐渐凝聚:制度创新是FTZ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这块“试验田”丰收增产的秘密武器。
如今，自贸区内的企业进一步期待创新制度的出现，制度创新的积极效应也在不断被复制和传播。
根据南沙自贸办提供的数据，自贸区南沙片区成立两年多。在自贸试验区效应的带动下，2014-2016年南沙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7%，201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78.76亿元，同比增长13.8%。固定资产投资813.15亿元，同比增长31%。
“我特别希望自贸区加快制度创新，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特别是涉及到多部门的审批管理，能够进一步提高系统整合，真正为企业排忧解难。另外，南沙(自贸区)的配套产业还不完善，尤其是生活配套不够，人工和交通成本高。”田浩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负面清单’瘦身后，企业的准入门槛也相应降低。对于守法企业来说，当然如鱼得水，但也不排除一些企业浑水摸鱼，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特别是现在自贸区采用注册资本认缴制。公司实缴的注册资本只有一个数字，但资金是否到位我们不知道，这给我们投标和选择供应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田浩说。
石磊认为，与上海相比，前海(FTZ)租赁公司的相关政策执行仍有改进空间。特别是在税收和人才激励机制方面，希望自贸区出台更多优惠政策。“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公司也有参与这项业务的打算。希望前海(自贸区)在这方面引导企业。”石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