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国4.01亿就业人口中，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仅为6945万人，第三产业为4890万人。到2017年，我国7.76亿就业人口中，第二产业就业人口2.18亿，第三产业就业人口3.48亿。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615元，2017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74318元。
从1978年到2018年，40年间，就业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普通人的故事。
1978年顶班与高考
1978年，高中毕业的张中年有两个选择。他进厂是为了尖子班或者高考。尖子班有了保证，高考危在旦夕。当时在企业，子女顶替父母退休后的空缺名额，到父母单位工作，是一种招聘方式。很多家长甚至为了孩子能及时吃上“公家饭”，选择了提前退休。
“第一班马上是学徒，我领工资。如果我不参加高考，我就会落榜。虽然街道也能安排就业，但我肯定进不了国有大厂。”张中年说，虽然他是一名新生，但当年参加高考的还有很多往届学生。当年610万人参加高考，原招生计划不到30万。班里很多同学选择顶班，原因很简单，连学徒的工资都是二三十元，对于一个吃住在家里的应届毕业生来说，不亚于一笔巨款。
张中年的测试分数不低，但他在激烈的竞争中没有上榜。好在那一年很多大学开始设立分校，招生名额全国增加近11万，他才得以录取。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学校当老师。他把第一班进厂的机会留给了弟弟。作为知青，他哥哥能够顺利回城，当然放弃了高考。“厂方说只能解决一个人。”
然而，兄弟俩后来的生活却大相径庭。张中年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学校里没有房子。多年来，他不得不与父母住在一起。他哥哥进了工厂，很快就搬出了房子。约会的时候他也拿了不少分。然而，张中年的哥哥最终在90年代末失去了这份工厂工作，尽管他的成绩并不比他弟弟在中学时差。
有时张中年总是想，如果两兄弟改变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样子？“一边是铁饭碗，一边是大学。只能选一边。”然而，在家庭聚会上，他们从不谈论这种可能性。
1988年星期日工程师
“你为什么周末去集体工厂上班？因为我的孩子们想看彩色的汤姆和杰瑞。”现已退休的郭先生还记得1988年成为“周日工程师”的那些年。当时在一家国有印刷厂做工程师，月薪100多元。但是商场里一个汽车玩具要5块钱，他儿子一直想要新玩具。
不得已，他选择多上夜班。每多上一次夜班，他可以多得到一元五角的夜班补贴，还可以买三次玩具。“生了儿子后，各种开销都很大，奶粉钱，尿不湿钱……”郭先生意识到，铁饭碗虽然能吃饱，但也不能只靠死工资。
1988年1月，国家科委发布《关于科技人员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允许科技干部兼职。同年，上海周日工程师联谊会成立。上世纪80年代，乡镇工厂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技术人才。很多国企、事业单位的产业人才，周末开始在乡镇企业兼职。
“乡镇工厂在远郊。我早上5点坐第一班车，一路晃荡到工厂。都快8点了。”工厂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农田，乡道旁是参天大树。
兼职收入甚至远高于单位工资。郭先生如愿买了奶粉和玩具，还花了2000元买了一台彩电。“取钱的时候让两个同学陪着，怕被抢。”后来他攒钱买了录像机，到处借录像。"从那时起，我的儿子用视频学习英语."
2017年，郭先生在他现在是工程师的儿子的陪同下，参观了大洋彼岸的迪士尼乐园。
1998年，我去海边洗澡。
1998年3月，听到“某部被撤销”的电视新闻，当时正在下属企业上班的王军发现，电视机周围的同事都沉默了。“这个部门已经不存在了。企业交给地方政府后，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每个人都要打个算盘，是走还是留，走，去哪里，留在哪里。能有什么样的安置？”当时的9个工业部先是改为国家经贸委下属的国家局，然后这些国家局在2000年底被撤销。
对于王军来说，1998年还意味着另一个坎——房子。虽然已经工作十几年了，但还是没赶上末班车，和老婆挤在十几平米的平房里，没有暖气，没有卫生间。“平房区水低，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洗澡在临时搭建的小厨房里。冬天外面多少度，里面多少度。”
王军的妻子是医院的护士，医院规定可以上夜班洗澡，但如何给王军的女儿洗澡就成了问题。有时候妻子值班，王军就带女儿去医院澡堂。“爸爸陪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去医院找我妈，然后洗了个热水澡。我只好偷偷摸摸，不让导演看到。”王军的女儿还记得，父亲回家的路上要骑一个多小时。洗完澡，她一路喜欢唱歌，父亲一路沉默。
“我一定会让你们两个住带卫生间的房子。”王军曾对妻子说过这样的话。1999年辞职下海学习工业建筑。他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装修公司，苦力不够他自己也要上阵。王军的妻子去工地送饭，看着大学毕业的丈夫满身水泥点子，一路哭着回家。
2003年，王军买了一套房子，北京北四环旁的一栋楼，每平方米5000多元。花了夫妻俩所有的积蓄，还借了很多钱买房，以至于接下来的两年，夏天都没有空调。“幸好我这次赶上了末班车。2005年以后，房价一路飙升。”
现在，他们还住着当时买的房子，但这不是他们唯一的房子，还有一套供女儿结婚用。
2008年什么是“正经工作”？
2008年大学毕业的彭先生一直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也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让他考上公务员。“我父亲毕业的时候有两个选择，去事业单位，或者去企业。结果他选择去了企业，发现自己的退休金比去事业单位的同学少很多。”
从此，彭先生的父亲认定了一个死理:只有考上公务员，第一次考上事业单位，才能算“正经工作”，其他工作都是“临时的”。但是2008年国考并没有后来那么火。彭老师甚至在学校的双选会上发现，机关事业单位招聘时，投简历的人还不如去银行的人。“那时候公务员工资低，吸引力不高。"
结果彭老师也没怎么复习。他“裸考”失利，连面试都没进去。后来去了外企工作，收入也不低。"我父亲明确地告诉我，你会后悔的。"果不其然，2009年国考报名人数开始上升，报名人数突破百万，竞争比达到57:1。彭先生曾经后悔过。
但后来，彭老师也渐渐发现，父亲所谓的“正经工作”，其实更像是一座围城。“我在读在职研究生的时候，发现我们每次聚餐，都会把几个在办公室工作的同学放在第一个座位上。大家无非是抱着一种心态，迟早能有所要求。但是私下和他们聊天，其实待遇都是透明的，没有灰色收入，很多东西都已经规范了。”
但最终，毕业五年后，彭老师利用读研的机会，再次拿到派遣证，选择了国企就业。原因不是找“正经工作”，而是在他所在的行业，国企开出的价格并不比外企低。
2018年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创业只是因为觉得不习惯朝九晚五的工作。我本想一边旅游一边赚钱，自己当老板，随意安排时间。”从欧洲留学回来后，刘津伊在今年年初创办了一个小型的音乐培训机构，主要是培训年轻人的乐器。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创业公司总数已超过10万家。
创业之初，他曾经想把以前的同学拉进来。“不是为了投资，但是他同学放心，不会吃太多。”结果，所有的学生都拒绝了刘津伊的好意。“大家都说快30岁了，有稳定的工作，不愿意辞职。”
因此，刘津伊只能自己做一切事情。“一个小公司，从房子的水电暖到邻里关系，大到交税交社保。一切都得自己打理，一切都得花。”最终，机构的运作与“边旅游边赚钱”的初衷背道而驰。"自从开业以来，我从来没有在晚上9点以前回家过."在创业之前，他熟悉了很多关于创业的励志书籍。他曾经梦想自己能开一家连锁店，最终融资上市。创业之后，他才知道很多事情并不容易。
比处理公司内部事务和业务问题更复杂的是面对社会事务。“不能得罪门口扫地的大爷，不然你家门口总会挂个‘小心滑倒’的牌子。你觉得顾客会回来吗？”刘津伊发现，创业之后，他意识到社会是一所大学校。“要说创业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性格被磨平了，变圆了。”(记者赵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