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拖拉机反击战。
1957年1月31日，鸭绿江边的一家小工厂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愿望:在中国造一台拖拉机。
这个项目的起源来自几个工人的热情。采用逆向设计和手工操作的方法。样机是匈牙利进口的GS35单缸二冲程拖拉机。1000多个零件被拆开，一个一个映射，然后还原成图纸。
因为没有滚齿和插齿机，齿轮的加工都是靠铣床和锉刀来完成的。因为没有热处理设备，零件渗碳全靠牛骨头和木炭烘烤。机身是工人自己做的，油漆是用刷子刷的。装配车间在院子里，结构简单，成本低:一个芦苇棚。
这辆“鸭绿江一号”轮式拖拉机下线的那天，它在工厂里走来走去，车身颤颤巍巍，砰砰直响，前面是烟，后面是土。前来参观的地方领导都笑了，然后留下一句:太土了。
但命运的转折点总会在某个角落到来。一年后，“鸭绿江一号”迎来了第二批来访者——国家计委副主任、机械局局长。
中央干部显然级别更高，格局更大，敏锐地意识到政治意义不简单。由此，“鸭绿江一号”获得了参加五一阅兵的机会。
两天后，一份以“破除迷信，自力更生”为主题的报告送到了计委主任李富春手中。四天后，它出现在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毛主席非常高兴。大笔一挥，他给这份900字的报告，写了300多字的批语，其中12个字最为著名，引人注目: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01
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政治人物，从来不会随便题词。
从“生而伟大，死而光荣”、“向雷锋同志学习”到“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老人的每一句题词，要么背景深厚，要么意义重大。
这一次的指示还包括老人审时度势、深谋远虑——要刺激我国拖拉机制造业，抓紧自力更生。
1949年，中央政府清查了全国仍能行驶的拖拉机117台，几乎满足了一个县春耕的需要。
那时候什么都急，各条战线都需要钱。但中央政府还是咬紧牙关支付了4亿多元，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口了2.8万台拖拉机，优先用于东北局下属的国营农场。就在这个时期，一个一元人民币图案的女拖拉机手梁军脱颖而出。
在新疆，有延安大生产经验的王镇同志为农业机械化四处奔走，最后从苏联买了一批斯大林S-80拖拉机。两年后，新疆垦区部队机械化耕作面积达到160万亩。
但是光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与广阔的耕地相比，只有一条路可以满足中国的拖拉机供应。
当时的中国，造拖拉机有第一个难点:没有工业基础。
制造拖拉机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机械设计、制造工艺和质量检验，以及针对不同工况的产品修改和改进，还需要铸造和冶金。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建设拖拉机工业时，得到了美国企业的全力帮助——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甚至第一批设备都是直接从美国拖拉机厂拆装的。
所以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最高指示传给了计委:在苏联的援助下，设计建造中国第一个拖拉机厂。
被列入著名的“156工程”，第一机械部下属的汽车工业管理局于1953年2月成立了新厂筹建处，专门负责新厂的考察和选址工作。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模范的焦同志，当时还在机械系统工作，也是筹备处的一员。
今年12月，筹备办公室走访了100多个城市和村庄，从哈尔滨和石家庄到Xi、郑州和洛阳。他们都希望把这个大厂留在当地，各国领导抢项目的力度和今天特斯拉和苹果的竞争没什么区别。
最后是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拍了一下板子:“洛阳九朝皇帝都活了，还放不下一个拖拉机厂？”
这是毛主席批准的建设，李富春监督它。是从全国机械系统抽调的一机部骨干和河南省选派的工人。整个项目，中央政府拿出了1.5亿元。现场条件艰苦，挖地基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雪。干部们带头跳进三米深的沟里，站在泥地里用铁锹和镐完成任务。
但是，光有奉献精神去造拖拉机是不够的。从1953年立项到1958年一期工程竣工投产，苏联专家在地形测绘、地质钻探、生产线设计、产品图纸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即使在基本的流程操作中，也存在着差距和空隙。有一次，在锻造现场，一位苏联专家普罗哈伦科看了一会儿，从中国的工人手里接过工具，拿起棒料扔进了锻造模具。脚一踩油门，几把锤子就锻造出了一个合格的锻件。经过测试，精确度是完美的。
这种“扫地僧”式的操作，不仅让中国的劳动者佩服，更是大受刺激。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每一个细节都依赖苏联的指导，甚至最后定型的产品都是苏联DT-54拖拉机的仿制品。如果不尽快掌握整套技术，我们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旦苏联撤走这一支柱，中国对拖拉机工业的投资和期望将全部落空。
作为一个和苏联人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政治家，毛主席对这样的风险视而不见，不得不防。1958年，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微妙的转折窗口期。老人们恨不得尽快摆脱苏联阴影，自力更生。一个典型的细节是，易拓的产品下线前，他亲自给工厂下指示:“拖拉机型号名称不能是外国的。”
因此，我们自然可以理解，在1958年5月那个特定的时间，“鸭绿江一号”的诞生，几乎让老人喜出望外，以至于不吝惜笔墨，对这位大师级工人的行动表示了极大的赞扬。
在这种力量的鼓舞下，易拓的建设和生产进入了高潮。1958年6月20日，铸铁车间用冲天炉熔炼出第一批铁水，7月8日生产出第一台燃油泵，7月13日生产出第一台柴油机。7月20日，新中国第一台履带式拖拉机正式下线。
为了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这台54式履带拖拉机取了几十个名字，最后厂办公室主任从工人俱乐部的合唱中得到了灵感，最后决定了:东方红。
02
与卫星产业相比，计划经济时代的拖拉机产业，虽然也包含着“创先争优、展示红旗”的政治符号，但其实用性一直被放在首位。
从1958年到1966年，易拓共生产了53903辆东方红54履带式拖拉机。
54型作为标准农用拖拉机，牵引性能优异，全地形通过能力强，使用维护成本低。它赢得了机器人和农民的一致好评，在无数的诗歌、散文甚至乡村歌曲中被记录和赞美。
在东北、新疆、内蒙古、甘肃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红色涂装的“东方红54”，全国60%以上的机械化耕地得到了耕种。随后，易拓引进了更先进的“东方红75”，但采用4000小时大修间隔的设计，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东方红54”仍在野外服役。
东方红系列功不可没，服役时间长。在“自力更生”的趋势下，其本土化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的帮助。但一个不好的现实是，作为40年代末定义的拖拉机，它真的太老了，已经落后几代人了。
这是农民和机械师都不知道的，因为苏联拖拉机已经是能看到的最好的设备了。恐怕机械战线的干部可能不清楚。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也极其有限。
1978年，中央组织了由谷牧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成员是20多名主管经济的高级干部。走的时候才发现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位是只去过苏联和东欧的水利部部长钱，另一位是外交部提供的翻译。在国外，从玻璃门上打碎玻璃到“冰淇淋太凉了，加热再吃”，笑话很多。
高倩仍是如此，普通大众可以想象。所以1978年改革开始的时候，窗户突然打开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拖拉机着实让习惯了“红铁牛”的中国人大吃一惊。
今年10月，为了学习技术，谋划发展，北京举办了国外农机展。正在经历经济滞胀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前进。十二个国家带着他们最好的产品齐聚北京，包括美国的约翰迪尔，意大利的菲亚特，日本的久保田，加拿大的瓦瑟尔，德国的奔驰，德国的德意志。
一出场，老农机手们就瞪圆了眼睛:这是拖拉机吗？
震惊是理所当然的。农业机械手第一次看到了带空调和加热器的拖拉机，第一次体验到了静液压传动装置强大的变速和扭矩调节功能，第一次体验到了六缸发动机的平顺性能和强大动力。
展会一结束，725台农机还剩500多台。
在黑龙江，友谊农场进口了7台约翰迪尔大功率拖拉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副局长赵同志和农业打了半辈子交道。看完拖拉机操作，他只说:“我们的农机比别人落后半个世纪。”
表达感受的不只是基层干部。1983年，小平同志去黑龙江，先看了约翰迪尔8820和7700联合收割机收的粮，又看了约翰迪尔4440拖拉机犁地松土。
小平同志年轻时出国，70年代在江西拖拉机厂工作。他可以被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专家。看完演出，老人保持了一贯的“人话不多”的风格——他只是用微笑表达自己的态度。
在微笑的外表下，小平同志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
1983年，农机部综合组织:沈阳拖拉机厂、天津拖拉机厂负责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引进拖拉机底盘技术；易拓和上海拖拉机厂负责引进菲亚特的轮式拖拉机生产技术；山东拖拉机厂负责从德国引进拖拉机生产技术...一场鲤鱼跳龙门式的技术突破运动开始了。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此轮合作。在这些项目中，基本采用机械工业部亲自牵头，地方合作，企业实施的模式。所有的机关单位也需要人给钱给钱。用一位德国专家的话说，“中国人将跨越两代人。”
这一轮技术突破开始的时候轰轰烈烈，结果却很出人意料——仅仅过了几年，小平同志就制止了。
03
每一代领导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小平同志的典型作风有两个关键词:直接、务实。
中英谈判香港问题期间，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老人的关键词是:主权问题不容谈判。有了态度，我们在谈接受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在证券市场的问题上，小平同志的观点也很著名:对，放开；错了，纠正一下，关了就好。
直接务实的作风背后，是对事情的明确认定和不可动摇的原则。
事实上，中央已经充分考虑停止拖拉机技术突破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国，落后的不仅仅是拖拉机的生产技术，而是与之相匹配的整个产业链。
在产业链上游，从高标准钢材、润滑油到摩擦材料，中国企业尚未生产或未达标。重要零件的工业精度达不到设计要求。于是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有了技术图纸，造不出合格的产品，拖拉机想达标，还要从国外进口零部件。
机械部的技术官员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外企的账没问题，一方面收高价技术转让，一方面赚产业扶持的钱。
除了产业链跟不上，制约我国拖拉机技术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场景不匹配。
1982年1月，随着中央鼓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文件的颁布，模仿苏联集体农庄的人民公社正式成为历史。
农民从固定的生产配额中受益，生产积极性上升，但受到冷遇的是曾经在中国通行的大功率拖拉机。
这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生产定额确定后，各家的农田都变成了小块地，没有大型拖拉机施展的空间。另外，在计划经济时代，拖拉机是产品，由国家分配；在市场经济下，拖拉机是商品，应该由使用者购买。
这种转变带来的属性变化很快被政府的技术官员观察到。曾任局长、农机部部长的杨同志有一个观点:必须让农民真正从农业机械化中受益，否则，机械化就等于在沙滩上建房。
几大时代因素的叠加，让我国大中型拖拉机企业陷入低潮，但令人惊讶的是，一台简单干净的皮带传动小型轮式拖拉机，既能兼顾耕作和运输，又能适应一家一户的经营，于是开始了自己的风光无限的岁月。
在中国，它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名字:小四轮。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山东就诞生了第一辆小四轮火车，80年代山东潍坊拖拉机厂的泰山12几乎遍布全国。这引起了国内陷入困境的大中型拖拉机厂的注意。为了适应市场，各大拖拉机生产厂家纷纷转产。易拓于1982年推出单缸东方红150小四轮。到1985年，国内生产小四轮车的企业有50多家。1988年，国内小四轮产能达到新高峰:120万辆。
相应的，大中型拖拉机产量减少。从1979年到1984年，大中型拖拉机制造商从65家减少到21家。从1980年到1990年，大中型拖拉机产量从6万多辆下降到不足3万辆。
“小四轮”的繁荣，与世界拖拉机主流的脱钩，其实是市场趋势的必然结果。然而，它对中国拖拉机行业的影响是真实的。在第一台东方红54下线后的四十多年里，中国的高端拖拉机几经周转，给中国的工业人带来了一种“差距拉大”的焦虑。
04
1999年，易拓出了一个大招——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马力轮式拖拉机，最终确定为LF80-90。
这是15年的坚持。
1984年，机械工业部给了易拓一项任务——完成对意大利菲亚特大功率拖拉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在不断消化菲亚特底盘技术的同时，中国易拓也没有忘记教训——上世纪80年代技术突破失败的教训基本在于全链条的匹配。
为满足引进技术的要求，在此轮秘密任务中，中国易拓大量引进国外锻造、铸造、冲压、机加工设备，并与武钢联合研制新型齿轮钢；与兰州炼油厂合作开发液压传动两用润滑油；与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共同引进英国技术，生产了4100台柴油机...
这个过程的背后，是无数工程技术人员的默默付出。易拓前董事长赵剡水有一个精确的总结——这是一代白发的结果。
此时，中国国内的农业格局又发生了变化。新世纪中国入世，制造业开始快速发展，大量农村青年进城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孩子。废弃的农田随处可见。
2004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鼓励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百亩、千亩规模的土地合作社开始大量涌现，我国农地再次呈现出大农场的发展趋势。
浪费时间之后，中国对大功率拖拉机的需求被重新点燃。但可悲的是，本土品牌基本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媒体报道了一个故事:2004年，内蒙古一家马铃薯种植企业几经周折，成为一家著名快餐企业的薯条原料供应商，但签订合同后才发现，如果要供货，需要采购符合配套种植要求的拖拉机。
为了拿到这笔大生意，土豆公司不得不硬着头皮支付28.5万元购买了一台约翰迪尔拖拉机。
因此，易拓的突破，虽然在技术水平上不领先，但足以影响中国拖拉机工业的轨迹。随着大功率拖拉机的再次普及，2003年，中国易拓实现销售收入47.5亿元；2007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21亿元。
从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大中拖产销量从9.83万辆增长到47.36万辆。本土品牌的名称，如易拓、雷沃重工、东风等。，也因此出现在东北和西北的沃野，与外国拖拉机并肩而行。
相对于国内农机龙头企业的突飞猛进和不断攀升的性价比，曾经在黑龙江友谊农场风光无限的约翰迪尔，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却逐年下滑。
2011年，John Deere在中国销售了5万多台拖拉机。到了2014年，销量已经降到了3万辆以内，差不多一半。销量跌至第四，排在它前面的是技术领先的易拓、雷沃、东风三个国产品牌。
但这并不是结束。2014年前后，中国似乎在大功率拖拉机的赛道上看到了欧美国家的背影，但在材质、性能、质量的一致性上还有差距。
2011年，中国易拓遭遇了一桩尴尬的交易。
当时，中国易拓正试图开发新一代大功率智能拖拉机，但它缺乏一项关键技术——无级变速器。
通过这项技术，可以实现越来越平滑的速度调节，这将对现有车型的性能提升和未来无人驾驶拖拉机的工作模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在与一家德国公司的谈判中，易拓被拒绝了。原因很简单:这是核心技术，可以买，卖拖拉机整机就行。
从竞争的角度来看，不难理解外国公司对已经构成威胁的易拓保持警惕。但这造成了一个客观的“卡脖子”事实。
2015年以来，中国易拓、雷沃重工等中国拖拉机企业开始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攻克CVT技术。
在动力换挡技术(相当于自动变速器技术)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很难直接挑战CVT技术。但幸运的是，中国队获得了技术突破。
2016年，在全国“十二五”科技创新成果展上，由中国易拓生产的中国第一台自主研发的大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东方红-LW4004亮相，它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35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
2019年，桂林玉柴发布了自己的CVT系统；2021年10月26日，柴蔚雷沃发布了首款可自主商用的大马力CVT智能拖拉机P7000。
随着欧美拖拉机制造技术的成功，中国拖拉机出口势头也日益强劲。2021年，中国共出口13.9万台拖拉机，出口额7.7亿美元。
在出口量排名前10位的目的地中，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智利的出口同比增长达到了三位数。特别是对东盟国家出口明显加快，对越南和泰国出口分别增长46.97%和76.95%。
Ravo重工的谷神碾米机已经成为缅甸、越南稻田里的常客。而易拓东方红甚至出口到了德国，一个传统的机械大国。
经过70年的努力，在大功率高端拖拉机领域，中国终于获得了在本土市场竞争的资格。然而，在拖拉机行业的道路上，前方依然有令人生畏的国际巨头，也有不断变化的行业趋势。中国拖拉机逆袭之路只能算一半。
05
国际知名农机企业凯斯纽荷兰对智能农机的定位是:“它将彻底改变人类农业的面貌。”
这种改变的一种可能是先完成系统设置，剩下的犁地、施肥、播种等作业将由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
开了26年拖拉机的河南农业机械手张对操作很熟悉，但在Aauto上看到德国智能拖拉机的工作模式更快，他感到震惊。
然而，2020年6月，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驾驶“东方红2204北斗卫星自定位拖拉机”完成了一次智能作业。
在26年的驾驶经验中，张最头疼的事情就是让犁保持在绝对的直线上，尤其是在大型农场。一旦犁跑歪了，就必须回到下一垄重新开，这样会大大耽误工时。
但是这台东方红智能拖拉机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没人操作，完全走直线，再来一次。”
张遗憾的恰恰是大型智能拖拉机取代传统拖拉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借助北斗导航和雷达视觉测量系统，他驾驶的东方红智能拖拉机可以实现自动直线和转弯作业，并且可以夜间作业，大大提高了效率。
井沟村供销社办公室主任韩新亚说:“有了东方红智能大马力拖拉机，单日可实现200亩作业。以前普通拖拉机只能干100亩，效率差一倍。我们为农民提供服务的价格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的成本可以降低很多。”
在这条道路上，易拓的努力没有停止。无驾驶室、纯电动的“超级拖拉机一号”采用5G通信技术，可适应平原、丘陵全态势，实现规划精准作业，形成保障农业的“农机天空群”。奔驰将于2022年春季上市。
这就是一台拖拉机能给中国农民带来的价值。
拖拉机是传统行业。相对于摩尔定律在电子行业的突破和创新，需要优势积累和逐步完善。
它也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的主要应用场景之一就是农业，需要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作为配合，所以称之为“拖农业，拉工业”并不为过。
无论是70年前打破格局的东方红54，还是风靡中国的小四轮，还是今天与国际巨头一争高下的大功率智能拖拉机，都扮演着中国农业先锋的角色。他们解放了农民的双手，代替疲惫的耕牛，与成千上万的农民一起，在贫瘠的田野、沙滩和山上留下车辙，滴下汗水，创造出肥沃的田地。保住饭碗，创造丰收，奔向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行业的逆袭，也是一个民族的自立自强。